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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大讲堂》第八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時間:2021-05-26      瀏覽次數:528    作者:网转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華訪談。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我們新華訪談也特別為大家帶來了黨史知識大講堂系列節目。今天這一堂我們特別高興地邀請到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副主任曹普教授,為大家講述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偉大歷史轉折的有關問題。歡迎您曹教授。

曹普:各位網友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曹教授,我們知道在黨的90年歷史上,有兩次會議特別重要。一次是遵義會議;一次是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制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由此改變了黨和國家的發展命運。現在回顧這段歷史首先想到的就是當時的歷史背景,那首先請曹教授給我們介紹一下那時候的國內背景是怎么樣的?

曹普: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立90周年,我們就可以從建黨90年說起,90年前我們黨剛剛成立的時候中國社會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面臨兩大歷史使命:一是求得民族獨立;二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國家的富強。

民族獨立的任務,經過28年的民主革命,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標志我們完成了這個使命。1949年我們黨執政后實際上是為完成第二個使命,也就是把國家搞得富強這一使命來奮斗。

應該說我們從建國之后選擇通過社會主義道路讓國家走上繁榮富強,從1956年開始我們就建立了社會主義。建立社會主義以后我們就開始探索怎么搞社會主義。應該說在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探索的開局是好的。

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足,從1957年開始,我們在建設方面就出現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問題。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之間發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更給我們黨和國家的發展帶來沉重的災難。

鄧小平同志后來講過一個話,他說文化大革命十年,特別是往前延伸就是1957年以后我們犯了二十年左的錯誤。在這二十年當中也不是沒有取得任何成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從政治上來看,總的來說是一個混亂的狀態,而從經濟上來說是緩慢發展,甚至停滯的一個狀態。

文革結束以后,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小平同志反復反思和強調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應該有她的優越性,在我們搞了社會主義以后應該充分發揮這個優越性。但是建國后20多年來我們沒有把這個優越性發揮好,人民的生活還比較困難,工農業發展都沒有達到我們曾經預想的那樣一個好的發展。所以在文革結束以后急需改變這樣一個狀態。

主持人:您剛才介紹了整個的國內背景,那再聯系一下國際背景,特別是像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他們的發展又是怎樣的呢?

曹普:在我們國家在搞社會主義建設,在把國家引向繁榮富強的發展道路中,由于我們犯了一些錯誤,遭受了挫折,走了彎路。

但是,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括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卻在這一期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二戰后世界范圍興起了新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美國經濟、歐洲經濟、日本經濟都實現了新一輪的快速發展。

比如說,美國經濟從1961年到1969年有106個月實現了連續增長;歐洲經濟通過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也迅速走出了戰后的困難局面,并且迅速實現了恢復性發展;日本應該說戰爭對它的經濟破壞是很嚴重的,但是它從1956年開始實施經濟自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在1960年完成,從1960年到1979年又開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經過這兩個計劃的實施,持續15年它的經濟在這一階段增加了七八倍之多。日本1964年舉辦的奧運會,他在奧運會舉辦后三年GDP就超過了英法,在第四年的1968年就超過了德國,處在資本主義世界GDP總量的世界第二位。

和這些國家相比,應該說中國是大大落后的。也包括我們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比如說韓國,還有我們經常說的四小龍,也都實現了快速發展。

所以,綜合起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覺得是雙重逼迫的結果:一是國內的困局,一個是外部競爭的壓力,促使我們必須要改革,要尋找一條新的建設社會主義、使國家繁榮富強的道路。

主持人:那我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正如您所說的外部競爭壓力非常大,那我們當時是怎樣了解和感受到中國與周邊國家這些巨大的發展差距的呢?

曹普:應該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對外交往很少,對外面的世界了解也很少。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后我們國內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動,人們的思想也出現了比較寬松的、松動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急于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樣。

1978年掀起了出國考察的熱潮,當時從1978年1月到11月份,11個月期間,僅僅經過香港或者是到香港考察的國內的各種團就有529批。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團就是谷牧率領的到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和西德訪問的歐洲五國團。當然,包括鄧小平同志還包括華國鋒,也都有一些外事訪問的出訪活動。這里我們所指的主要是經濟考察團,主要是到日本和西方發達國家。

谷牧這個團對后來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團是5月2日出國的,到6月6日回來,一個多月的時間,走了歐洲五國,15個比較大的城市,80幾個企業、學校、大的工廠等等單位。所見所聞深深地震撼了這個團的成員,這個團的成員大致有30人的樣子,有的都是正部級、副部級的干部。

他們回來以后,在6月22日給中央提交了一個報告,6月30日由谷牧專門向中央做了一個專門的匯報,當時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是華國鋒,包括葉劍英、李先念等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谷牧的匯報會。

這個匯報從6月30日下午3點一直進行到晚上11點,谷牧講了很多代表團在歐洲訪問期間的所見所聞。應該說這個會議對于我們后來實行經濟改革決策和對外開放政策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他們看到了中國和外面的差距,不但他們看到了,很多對外出訪的團也都看到了。

主持人: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中國發展迎來了新的轉機。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兩年才召開的,偉大轉折是兩年后實現的,這中間發生了什么問題呢?請您再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

曹普:應該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提出了“兩個凡是”,1976年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后中國發展迎來了一個重大的轉機,或者說是一個重大的契機。但是把這樣一個重大的轉機和契機變為現實是不那么容易的,因為當時的思想狀態和環境還不能夠馬上實現這個轉變,特別是“兩個凡是”的提出進一步阻礙了這個轉變。

這里面就要說到華國鋒的作用,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粉碎四人幫后他也想改變中國的面貌,關于要加快發展的、要對外開放等也有一些想法和主張。但是在他當政期間,兩報一刊也就是1977年2月7日提出了所謂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行。

這“兩個凡是”,拿有的同志的話來說就等于四人幫沒有被粉碎,按照“兩個凡是”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小平同志后來也講了一個意思,就是“兩個凡是”是想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原封不動地堅持下去。這樣的話中國肯定就難以開辟新的道路,難以開創發展的新境界。

包括1977年八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和1978年年初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本來是開辟新時期的時間,兩個會可以做出正確的決策和政策,但是都沒有實現開創新時期的任務。所以這兩年總的來說是處于徘徊狀態。

主持人:那么我們現在也很想知道“兩個凡是”這個“精神枷鎖”是怎樣打破的呢?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如何實現的?鄧小平對“兩個凡是”持什么態度呢?

曹普:應該說,“兩個凡是”一提出鄧小平就很鮮明地表示了反對的意見。1977年4月10日他給中央寫了信里面就提出要準確地、完整地來理解毛澤東思想,實際某種意義上也是針對“兩個凡是”的不準確、不完整。后來他又不斷地說“兩個凡是”是不行的,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清楚讓我出來工作的問題。他說馬克斯、恩格斯沒有說過“兩個凡是”的問題,列寧也沒有說過,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講過,因此“兩個凡是”應該是站不住的。但是,小平的話沒有公開報道出來,大家有的也不知道。

在打破“兩個凡是”這方面是通過一篇重要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從題目就可以看到它的主要意思,檢驗真理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實踐,實際這就排除了指示等一些個別的只言片語,當然,矛頭是針對“兩個凡是”去的。

所以文章發表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這就講到真理標準的阻力。文章發表后很快就有人指責這篇文章是砍旗的文章,政治上很“壞”,包括對參與文章發表的,支持文章討論的中央領導同志包括胡耀邦同志的批評,這使得他們的壓力很大。

主持人:那之后這個阻力又是怎么被突破的呢?

曹普:突破這個阻力關鍵還是鄧小平的支持和他的鮮明態度。1978年6月2日,就在真理標準討論受到壓制,堅持實事求是的人受到批評的關鍵時刻,小平同志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明確地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實際上是支持了這場討論。

在6月24日,在小平講話后,解放軍報在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支持下又發表了一篇文章《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原則》,繼續批評“兩個凡是”。在這之后,包括七八月間,小平同志又找一些堅持“兩個凡是”的、批評討論的一些人談話,提出不要下禁令,不要設陷阱,要活躍思想,要深入開展討論。

在這個同時,包括葉劍英、陳云、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也都紛紛表態或者發文章支持這個討論,倡導毛澤東提出的實事求是等正確的意見。

自此之后,包括各個省區市的領導人也紛紛出來表態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這樣就形成了從上到下的支持聲勢,這就為這場討論的最后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那今天來看這場真理標準的討論所產生的重大歷史意義有哪些呢?

曹普: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沖破了“兩個凡是”、“個人崇拜”的思想禁錮,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在解放思想后,應該說改革開放要有一些新的東西,要有一些新的路子、新的方針、新的政策,這樣的一些東西才能逐步提出來。

在當時來說它的意義就是打破了“精神枷鎖”,重新恢復了黨的正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也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為什么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文革之后,到1978年我們才能再談改革開放,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思想大解放。

第二個意義就是這場討論應該說是開啟了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思想解放的先河。因為在這之后不斷地又有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這個先河應該說就是這場大討論。所以說它的影響是深遠的。我想這個影響隨著我們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還會起到長遠的作用。

主持人:據相關史料記載,改革開放政策是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過程中就開始醞釀的,鄧小平這個時候還提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這方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曹普:伴隨著思想解放,人們的頭腦也開始活躍起來。有些地方就率先開始了改革的嘗試。比如說在農村,萬里頂住很多的壓力,進行了農村的改革;在四川等地進行了企業改革,比如擴大企業自主權這一改革的嘗試。所以農村改革、城市改革都起來了,特別是農村改革的勢頭更猛一些。

在這期間還召開了一次國務院務虛會,1978年7到9月,務什么虛呢?就是怎么樣加快現代化建設,怎么樣把我們的發展搞得更快一些。務虛了兩個多月,得出了大家經過討論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新路子,集中起來就是改革開放。這次會議是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我們黨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中討論改革開放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會議的主持者是李先念,華國鋒是經常來參加旁聽這個會議的。會議結束后,李先念副總理做了一個總結講話。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這場革命的規模、它變化的激烈和劇烈可能不亞于我們過去所領導的任何其他的革命。他還說,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老框框,各種墨守成規的行政層次和行政區劃。他還提出了對外開放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引進來,這樣比什么事情都要我們從頭搞起的“爬行主義”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改革開放的意思都出來了。

在這期間,小平同志對于工作重點轉移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說揭批“四人幫”已經兩年了,總要有一個底,到一定時間就要告一段落,我們要把工作轉移到正常的工作軌道上去。這個“正常的工作軌道”實際上就是經濟工作。1978年9月,他在東北的一些講話都反復地闡述工作重點要轉移,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關于改革開放、關于工作重點的轉移都開始有所醞釀了。

主持人:您說到這兒我也想起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召開之前還有一個會議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那就是中央工作會議。那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哪些準備?達成了哪些共識呢?

曹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有一個比較長的,為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這個會議就是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是從1978年11月10日開始召開的,一直開到12月13日,實際上是開到了15日,為期36天。

這個會議最初的議題主要是研究經濟問題。在11月12日陳云同志在這個會上做了一個發言,講了工作重點轉移、加快經濟發展首先要解決歷史問題,他提出了幾個需要討論的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這一下子就改變了這次會議既定的日程和會議的議題。陳云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響應,經過充分的討論,這次會議在幾個問題上達成了初步的共識。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這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與會者經過討論一致贊成擁護實現這個轉移。從1978年以后,從1979年1月份開始,我們就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對這個問題大家沒有異議達成了共識。

第二是關于天安門事件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經過討論,在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做了一個宣布,宣布了9個重大決定,包括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包括對“二月逆流”等問題進行了平反,開始了逐步的清理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

第三個共識就是關于真理標準討論的問題,在這個會上就這個問題又展開了討論,肯定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華國鋒在這個會上還做了自我批評。他說,提出“兩個凡是”確實是不利于人們的思想解放的,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他表示在這個問題上要做自我批評。經過討論,大家充分認識到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

第四是關于中央人事問題的調整也進行了醞釀和討論。包括在會上有人批評了堅持“兩個凡是”的一些中央領導人,由此也提出要調整人事問題。比如建議陳云要做黨的副主席、包括習仲勛等人要做中央委員等問題也進行了討論。這些問題的討論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些問題上做出最后的決策做了充分的準備。

主持人: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做了重要的講話,這次講話又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呢?

曹普:中央工作會議在12月13日舉行了閉幕會,幾個中央副主席都講了話,鄧小平也發表了講話,講話的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稿他親自擬定了提綱。講話的內容一是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意義,他說一個黨、一個民族如果思想僵化就可能亡黨亡國;二是講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性,他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就是鴉雀無聲,由此他提出民主要制度化、要法律化,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想法認識的改變而改變。另外,還提出了改革的問題,他說再不改革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有可能被葬送,也特別提出了改革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等等。

這個講話講到了當時我們黨和國家發展的一系列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問題,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個主報告,也是一個解放思想的宣言書,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講話。

主持人:那么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后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正式召開了,整個會議開了五天,會議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它最主要的貢獻是什么呢?

曹普: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后,大家又對小平同志在內提出的一些東西進行了討論。15日會議結束后3天,也就是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5天,因為前面有36天的充分準備。應該說這次會議開得很順利,前兩天主要是學習和傳達36天工作會議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領導人的一些講話。后三天主要是討論分組討論這些講話,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得出會議的結論。這個會議最重大的貢獻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也可以說就是實現了四個撥亂反正。

第一個撥亂反正是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會議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充分恢復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思想路線上實現了撥亂反正。

第二個大的貢獻就是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樣一個長期堅持的口號。做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這樣一個重大決策。實際上是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

第三是在事實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在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第四是會議審查了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包括一些領導人的功過問題,由此開始了在重大歷史是非上的撥亂反正。

所以三中全會的貢獻如果概括起來說,我認為主要就是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重大歷史是非上實現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主持人:那么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歷史大轉折得以實現,從今天來看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全會的重大歷史意義又是什么呢?

曹普: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偉大轉折,獲得了巨大成功。這個原因我覺得有這么幾點。

第一,全會做出的一些重大決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順應了人民的期待和愿望。

第二,充分地發揚民主是會議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會議期間與會者敞開思想、暢所欲言,發表各種看法,包括對一些領導人的批評都沒有受到阻撓或者刻意的打壓,這些發言有的在會議簡報上都登出來了。這種民主的氛圍、黨內民主得到重要保障也是這次會議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鄧小平、葉劍英、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關鍵時候把握方向、進行決斷,成為會議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作為這次會議的主持人,華國鋒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這方面我覺得也應該給予肯定。

這次全會的重大歷史意義應該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年的時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年的時候,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都做了一些講話,做了深入的闡述。

它的意義我覺得也可以說概括成這么幾句話:一是總的來說,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也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也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的。所以三中全會開辟了我們社會主義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我想它作為一個光輝的標志會長期地記載在黨的歷史史冊上。

主持人:曹教授,剛才您也給我們介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背景包括它的重大意義和突出的歷史貢獻。我們來回答兩個來自網友的問題:

網友:現在我們把打破“兩個凡是”精神枷鎖,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稱為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那么您認為,推動這次思想解放的動力是什么?

曹普:應該說這個動力我認為是一個歷史的合力,包括黨內黨外、上層下層。思想解放最初是從黨內高層啟動的,但是在得到黨內中層、基層的呼應和支持后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之所以會形成這樣一種合力,我覺得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樣困難的局面下,我們黨有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變革意識和一種歷史的使命感。在這樣一些東西的推動之下,我們從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共產黨所要完成的使命出發——把國家真正搞富強,推動了思想大解放、推動了歷史大變革。

網友: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思想路線的一次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那么歷史地看待黨的建設,怎樣才能保證黨的思想路線與時俱進,從而避免出現大的錯誤和嚴重的倒退呢?

曹普: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講到幾個“要”: 第一要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第二是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第三是要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第四要始終站在歷史潮流發展的前列。從黨自身來說就是要始終不渝地做到“三個代表”。這樣我們從黨的自身建設來說,就能避免過去所犯的錯誤和所發生的問題。

主持人:那結合當前改革開放的形勢并且展望未來,我們重溫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什么樣的現實意義呢?

曹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離現在已經33年了,應該說經過33年的發展,中國發生了大變化,世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時空環境完全不同于30多年前了。

但是我們今天來回顧三中全會,包括它所實現的偉大歷史轉折還是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我覺得我們要認識三中全會不僅僅是一個會議,更代表的是一種精神、一種意識、一種觀念、一種態度。集中起來,這些觀念、態度、意識、精神就是要變革、要開拓,要民主、要進取。

當前中國改革發展面臨新的矛盾、新的問題,它的復雜性可能不亞于30多年前我們所面臨的。當然,時空環境不一樣了,具體問題不一樣了,但是它的復雜性、艱巨性同樣是需要我們共同面對來解決的。

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三中全會所形成的以及所孕育的這些精神、意識、態度、觀念還是有它的現實指導意義的。我們要進一步改革開放,開辟社會主義新局面還是要發揚和光大這樣的精神、意識、觀念和作風,我覺得這個意義也是長遠的。

主持人:非常感謝曹教授給我們帶來對這段歷史的講述和回顧,以及精確的評價,也感謝各位網友的關注。我們今天這次節目到此結束,感謝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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